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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维柯(1668~1744)

  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1668年6月23日出生。 父亲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邦那不勒斯的书商,生活很穷困。维柯当过私塾教师,上过罗马公学。他的专长是法学。1699年任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1735年他得西班牙皇帝查理三世的恩惠,被任为那不勒斯城邦王室的历史编纂。1744年 1月23日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是《新科学》(1725),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全书分5卷:(1)原则的奠定,(2)诗性的智慧,(3)发现真正的荷马,(4)世界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5)各民族复兴时人类各种典章制度的复现,附全书结论。全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如何从野蛮的动物状态逐渐发展成为过着社会生活的文明人。

  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在起源和处境方面尽管各不相同,在社会发展上却都必须表现出某些基本一致性或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这些规律。

  维柯接受了古埃及人对于历史三个时期的划分,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最初是神的时代,神和人在地球上杂居在一起。人还是一些凶猛残酷的野兽,不会说话和思考,都凭着本能过活,到处寻找食物和性交伴侣,没有婚姻制度,也没有宗教或任何社会制度。人的体格特别发达,所以叫作“巨人”。据说有一个时期全世界都发生过大洪水,如希伯来人的《圣经》(《创世记》)和中国人的《书经》(《禹贡》)所说的;在世界洪水消退以后,地球上积蓄的水蒸汽有时造成雷鸣电闪,巨人们在深山野林里初次碰上雷电,不胜惊惧,以为天上有象人一样发怒咆哮的神,借雷电来向人发出警告。于是就兴起凭天象去预测吉凶的占卜术,于是有了信仰天神(最初是雷神)和天意或天命的宗教和掌占卜天意的司祭或巫师。这信仰天神的宗教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起源。然后男女感到面对着神公开杂交的羞耻,男的就带女的住到岩洞里或山寨里,逐渐有了婚姻制和婚姻典礼及家庭制。正式婚姻典礼便是人类社会的第二个起源。在原始时代,人死后和动物一样,并不收尸埋葬,任其抛在地面风吹雨打而腐烂,造成环境的污浊;后来感到对不起死者,于是兴起了埋葬死者的典礼,于是有了灵魂不朽的观念。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第三个起源(这三大起源相当中国《周礼》中的祭礼、婚礼和葬礼)。这种神的时代也有朝代。古希腊罗马都有十二天神,维柯认为他们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十二个阶段,例如谷神标志着农业时代,海神标志着航海事业的开始(这正如中国古代史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之类)。古代各种神话大半都是围绕着诸天神而流传下来的,形成了后来文艺的土壤。

  英雄的时代在神的时代后期便已开始。“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雷神”,“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海格立斯,天神的儿子”(《新科学》:《要素》23)。海格立斯便是英雄的始祖,是“英雄人物”这个概念或典型的代表。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大力士,人类社会一切征服自然的技能都溯源于他,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便已转到英雄时代。《新科学》第三卷题为《发现真正的荷马》,就力图证明荷马是一个英雄型诗人。荷马所歌颂的是两种英雄,一种是《伊利昂纪》中的阿基琉斯,代表希腊英雄时代所奉为理想的勇士,另一种是《奥德修纪》中的奥德修斯,代表希腊英雄时代晚期所奉为理想的谋士。当时全民族都是诗人,荷马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荷马史诗并不是某一个诗人或某一时代的产品,而是全体希腊人在长时期中的集体创作。英雄时代的政体是贵族(即英雄)统治,他们的意志和暴力就是法律。这时社会已分成家长或宗法主和平民两个阶级。平民起初处在“被保护者”或家奴的地位,不能分享占卜、正式婚姻和政治的权利。他们因此日益不满,起来斗争,终于战胜贵族而享有主权,平民的民主政体便代替了贵族的专制政体。维柯用罗马史和罗马法典的具体事例来证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总是以平民的胜利而结束,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时代和文明社会。在欧洲,维柯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同情总是在平民方面,相信平民终于要胜利。过去人们往往以为阶级斗争学说始于18世纪一些法国史学家,其实基佐和梯叶里等历史学家都是从米歇尔所节译的维柯的《新科学》中窃取一鳞半爪,他们根本不同情平民。阶级斗争学说实在是维柯对人类思想史首创的一个伟大贡献。

  《新科学》首先是一部法学著作,由于维柯把语言、神话、古史和社会典章制度,政治和经济,都看成“诗的智慧”的产品,所以全书各卷都涉及文艺和美学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维柯对于人类心理功能由形象思维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即由诗的时代发展到哲学的时代的看法,他把原始民族叫作“人类的儿童”,他说:“人最初只有感受而无知觉,接着用一种受惊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要素》53)“……哲学把心灵从感官拖出来,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灵沉浸在感官里;哲学飞升到普遍性,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具体事物里去。”(《新科学》卷三1:5)原始民族既只会形象思维而不会抽象思维,所以原始文化,包括宗教、神话、历史乃至各种典章文物和语言文字无一不是形象思维的产品,因而都带有诗的性质。

  关于形象思维,维柯发现了两条基本规律,头一条就是以己度物的隐喻:“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把他自己看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这就是凭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衡量自己所不知的外物。例如不知磁石吸铁而说磁石爱铁,就是凭人与人相吸引、相亲近是由于爱这种切身经验。维柯就用这个原则来说明语言的起源:“在一切语言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现方式都是从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人的感觉和情欲方面借来的隐喻,例如用‘首’指‘顶’或‘初’,用‘眼’指放阳光进来的‘窗孔’……用‘心’指‘中央’之类。天或海‘微笑’,风‘吹’,波浪‘轻声细语’,受重压的物体‘呻吟’……在这些例子里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了……”(《诗的逻辑》第二章)不难看出,这是后来德国美学家们的“移情说”的萌芽,和中国诗论中的“比”“兴”也可互相印证。(在谈到形象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时,维柯特别举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的突出的例证,因为埃及的象形文字已成了历史遗迹,只有中国的象形文字至今还在运用。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说的六书之中头四项“象形”、“谐声”、“指事”和“会意”都是根据形象思维,都是研究语言学的珍贵资料。充分利用这份遗产,还有待于今后的学者们。)

  形象思维的第三条规律便是用具体人物形象来代表同类人物特性的类概念,亦即典型人物性格。 

  “原始人仿佛是些人类的儿童,由于还不会形 成关于事物的通过理解的类概念,就有一种自然的 需要,要创造出诗的人物性格,这就是形成想象性 的类概念或普遍性,把它作为一种范型或理想的肖 像,以后遇到和它相似的一切个别人物,就把它们 统摄到这个想象的类概念里去。”维柯举的例有儿童把一切年长的男人都叫“爸”,一切年长的女人都叫“妈”。埃及人把发明家都叫赫尔墨斯,希腊把一切勇士都叫阿基琉斯,把一切谋士都叫作奥德修斯(这正如中国人把一切巧匠都叫作鲁班,一切神医都叫作华佗,把一切富于智谋的人都叫作诸葛孔明一样)。这是研究典型人物性格时所必须注意的一点。

  维柯所受的影响:自从新大陆发现之后,世界商业中心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意大利在经济方面便日益衰退,加之各城邦互相倾轧,遂陆续招来外国的侵略和统治。维柯时代的那不勒斯小城邦是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之下,罗马教区封建势力和外族侵略势力狼狈为奸,学者们只要稍触忌讳,就要受到教廷审判的迫害。维柯自小受的是天主教会的教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哲学上他接近新柏拉图派,在当时法国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和英国培根和霍布斯的经验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他一方面承认理性,而另一方面又景仰培根和霍布斯,受经验主义的影响更大。他批判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基本原则,认为我是由身和心组成的,笛卡儿只就心一方面找“我在”的理由而忽略了身。他自己的基本原则是“真理即事实”。总结真理的是哲学,提供事实根据的是语言学,所以要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有理性与经验的结合,哲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亦即我们所说的史与论的结合。《新科学》所用的方法便是根据语文(语言学)所提供的史料,通过哲学批判,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英国经验主义的直接后果是自然科学的兴起。维柯是西方认真研究社会科学的第一人,所以把他的研究对象叫作“新科学”。

  维柯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卓越的自由思想者,所以他的体系暴露出不少矛盾。他一方面把天意或神旨看作世界史发展的原始的普遍的动力,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论证神和宗教都是人类凭想象创造出来,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费尔巴哈的先驱)。他把基督教发源的希伯来民族和其他所谓“异教民族”严格区别开来,一般只就异教民族的事例来说明历史发展,他似在设法回避天主教会的忌讳。他的历史发展的观点也暴露出矛盾。他是个历史循环论者,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以前的蛮族入侵(即民族大迁徙)就是野蛮时代的恢复,要再度复演第一轮那三个时代的过程,如第五卷所说明的。

  维柯所发生的影响:维柯本人也是一个诗人,《新科学》既有科学实证,又充满着激情和幻想,语言有时晦涩甚至杂乱,所以是一部极不易懂的书。尽管经过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的节译,和他的意大利门徒克罗齐和詹蒂莱的宣扬,他在19世纪欧洲的影响并不很显著,我们不敢说德国的赫尔德、歌德和黑格尔,美国的《古代社会》的作者摩尔根乃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直接受到过维柯的影响。但是现在世界已公认,这些大师都沿着维柯所开创的社会科学中历史学派的路线而前进。维柯不但开创了社会科学,也开创了和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乃至文艺心理学。克罗齐的《美学,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就是继承维柯而加以发挥的。在现代西方,维柯的研究已成了“热门”,人们日益认识到《新科学》的重要性。

参考书目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1980。 

M. H. Fisch, T.G.Bergin,The Autobiography of G. Vico. 

B. Croce, La filosofiadi G. Vico, Bari,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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